编者按
近来，随着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等影视作品的热映，掀起了人们探索宇宙未来的激情，科幻作品引发阅读热潮。人们为什么需要科幻？科幻作品承担着怎样的社会功能？如何看待科幻中的宇宙视角？中国科幻作品的现状与走向如何？本报独家采访江晓原教授，畅谈科幻作品的价值与启示。
科幻承担的是思考任务
记者：随着电影《流浪地球2》、电视剧《三体》的播出，掀起了人们对宇宙的激情，对科技未来的思索，人们仿佛被“科幻的原力”击中了。请您谈谈科幻到底是什么？人们为什么需要科幻？
江晓原：坦率地说，我们国内以前对科幻是有误解的，很多人把科幻看成科普的一部分，而且还把它想象成是科普中专门针对青少年的部分。比如说，叶永烈的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，类似这样的作品确实有科普功能，但用它来代表科幻作品是非常片面的。
实际上，科幻能够承担起思想的任务，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景及其在人类社会应用前景的各种思考。这些思考有很多是和人类社会的伦理、法律、道德有联系的，所以很多科幻作品其实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内容，这些内容显然是成年人更应该思考的事情。
记者：这些和科学技术有关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能在别的类型作品里做思考呢？
江晓原：表面上看似乎也可以在其他类型的小说或者电影里思考，但有很多问题，如果没有科幻给你建构好一个故事框架和一个场景，直接思考那些完全脱离了现实、虚无缥缈的事情，会让人觉得不合时宜。科幻作品通过建构一个故事，营造好一个场景，在那个场景里故事的发展是有逻辑的。比如说，考虑要把地球从轨道上弄走，这样的事情在《流浪地球》的故事框架里它是顺理成章的。
科幻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，而这些功能以前普遍被我们忽视。至于科普的功能，我觉得那就是科幻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，但这不应该是科幻追求的目标。
记者：科幻作品还有什么功能和独特价值？
江晓原：随着“科幻十条”（指《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）的颁布，意味着我们对科幻的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已经认识到了科幻除了科普之外更多的价值。
科幻具有预见功能，在科幻作品中，我们尝试着展望未来，预先看到某些状态，它对科技发展的预见功能是存在的。
科幻作品拷问人性，刘慈欣的作品就喜欢拷问人性。虽然几乎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可以拷问人性，但科幻作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应用来拷问人性，这和其他类型的作品是不一样的。
我一贯强调，科幻的思想性是最重要的，是对科学技术的使用前景进行思考。现在能够被我们看成经典的那些科幻作品，几乎都有这个特征，都有很深的思想性，比方说《黑客帝国》《银翼杀手》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等。
记者：科幻对科技发展有推动作用吗？
江晓原：我个人希望科幻有这样的功能，有这样的作用，但是从历史上看，以往的科幻作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呈现明显的推动作用。
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容易想当然，其实就连最自恋的科幻大师自己说起来也乏善可陈，比方说阿瑟·克拉克的《太空漫游》四部曲，写了30年，他自己多次说它里面有预见功能，明明他的作品是非常有思想深度的，但他自己从来不提这些，却老提他对科技的预见，实际上这些预见是微乎其微的，完全没什么重大价值。
虽然科幻具有一定预见功能，但世界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运行，到了未来的某一天，你想象的东西终于出现了，你不能归功于自己，说是因为我的想象，所以即使这个东西出现了，这样的因果关系也是难以建立的。
如何看待科幻影视作品
记者：听说您也在看《三体》的电视剧，能谈谈您的个人感受吗？
江晓原：作为一个科幻电视剧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，整体来说水平是够的，但是作为整个故事框架基础的那件事情，显得荒谬，三体人用智子来破坏了人类基础科学研究的某些实验，就锁死了人类科学发展的道路，物理学家们就会自杀，这是完全荒谬的事情，这是出于对所谓顶级科学家的幼稚想象，也可以算是这个剧的思想性不足吧。
按照我对科幻影视作品的要求，我除了要求它的思想性之外，我还要求它有奇观。我承认有一些思想性不足的作品就是靠奇观征服观众。比如说《星球大战》这样的作品，从思想性来说电影完全乏善可陈，但是它给了观众当时难以想象的奇观，就足够让它成为里程碑了。电视剧《三体》在奇观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，表现比较好的是最后的“古筝行动”，把小说中的“古筝行动”具象化了，这样的表现还是很有创新的，值得称赞。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刘慈欣的想象，那个想象本身就是有奇观的。
记者：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给了观众光明的结尾，在您看来，宇宙未来的前景是怎样的？
江晓原：根据当代天体物理学的结论，无论是地球也好，太阳也好，都是有寿命的。任何一颗恒星都是有寿命的，当它走到生命后期的时候，它周围的行星不是被它吞噬，就是在它的爆发中被摧毁。那么，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说，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是星辰大海。最终我们要离开地球，不会带着地球去流浪。
在许多科幻作品里，人类最终都是把地球扔掉了，人类的文明要能够长久延续下去，我们当然只能走向星辰大海去找新的家园。比如在阿西莫夫的《基地》里，不光有宏大的宇宙视角，而且时间动辄就是跨越千年万年，在这样的故事框架中，故事就没有发生在地球上，而是在另外的星球上，在那里延续着人类文明。
如何看待“宇宙视角”
记者：随着国内科幻作品的逐渐发展，科幻作家在用一种“宇宙视角”构筑作品，如何看待“宇宙视角”？
江晓原：“宇宙视角”其实并不是新鲜的东西，在西方以前著名的科幻作品里就有这样的视角。比如说克拉克的作品、阿西莫夫的作品，这些作家是非常自如地运用“宇宙视角”，但是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中迄今运用这种视角的人还很少，而刘慈欣是很突出的，他非常喜欢这个视角，所以他的《三体》里确实有“宇宙视角”。其他的作家，如王晋康的一些作品里也使用了这样的视角。
实际上，要使用这种视角确实比较困难，因为它驾驭起来有些难度，在西方也不是非常普遍使用，也就是那些功力比较深厚的人才会运用。人们对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》之所以这么有激情，可能就源于这种“宇宙视角”。
记者：您在作品《科学外史》中谈道：“今日的科学技术，已经是脱缰的野马，人们对科学技术，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，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，担心它会失控。”您认为当今科幻作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思考得如何？
江晓原：科幻作品具有人文启示作用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。很多科学技术从业者就一门心思地往前推，恨不得一日千里，就要把它搞得越先进越好，甚至不去看其他方面，这样很多问题就出现了，比如说环境问题、能源问题，这些是有约束的。科幻作家们经常在扮演着一种警世者的角色。
科幻如何表现“外星人”
记者：人类谈论“外星人”已有数百年历史，各种科幻小说和电影桥段中也多次出现“外星人”。关于“外星人”是否存在、人类为什么看不到“外星人”这些问题，您是怎么看的？
江晓原：我的答案是“外星人”是可能存在的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找到证据。但是没有找到它存在的证据，不等于找到了它不存在的证据。不存在的证据也没有，所以，你当然只能对这个问题存疑。
至于为什么我们碰不到“外星人”，刘慈欣的解释是属于多种解释中比较冷的一种。“大沉默”就是那些超级文明都是沉默的，初级文明当然是找不到的，我们看到的宇宙是被超级文明改造过的，这种解释听上去很硬，思想性是足够的。所以，围绕着“外星人”有无限的遐想空间。
美国学者斯蒂芬·韦伯写了《如果有外星人，他们在哪？——费米悖论的75种解答》，书中对“外星人”是否存在、存在形式等给出了75种解答。
记者：关于“外星文明”这个话题，哪部科幻作品表现得比较好？
江晓原：波兰的科幻作家莱姆的作品中设定宇宙中很早就出现了高级文明，但这些早期文明相互之间达成了默契，要瓜分宇宙的资源，并且防止新的文明崛起。这些文明改变了宇宙中的物理规则，或者说他们制定了物理规则。他举的例子之一就是光速，我们知道光速每秒30万公里，它是有极限的，莱姆设想这个极限就是早期文明所规定的，有了这个极限之后，宇宙中其他的文明都没有办法建立联系，无法形成实时沟通交流。
科幻作品应走向大众
记者：您的回答让我们脑洞大开，作为科学文化跨界学者，请您为读者推荐一些您认可的科幻作品。
江晓原：首先我要推荐阿西莫夫的小说《基地》系列，得耐心看，它有11部之多，但这本书确实非常好看。另外莱姆的作品也是非常好的，2021年是莱姆100周年诞辰，我们国内出版社引进很多莱姆的作品，他的很多作品篇幅并不大，比如《索拉里斯星》就是一部中篇小说，但他的小说以思想性见长，是非常值得看的。国内的作家里我挺愿意看韩松的作品，韩松的作品肯定没有像《三体》那么好看，但是韩松作品的思想性也是很高的。这三个人的作品风格完全不同，差异非常大，可以每个风格尝试看。
记者：中国科幻小说在20世纪经历了发源、演变、转型并走向成熟的过程。您觉得我们中国科幻作品的未来走向会如何？请您谈谈目前中国科幻作品的现状、不足与下一步走向。
江晓原：国内的科幻作品首先是创作繁荣了不少，出现了大量作品。但是绝大部分科幻作家的作品销量只是在几千册上，跟《三体》完全没法比。
在这样现实的情况下，对我们的科幻作品提出希望，这种希望必然是比较谨慎的。从这些作品看，我们的作家进步是非常明显的，而且这些作家绝大部分是和国际接轨的，他们的作品里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也相当普遍，这一点我觉得很好。他们写的作品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，让我们对科学技术有更多的认识和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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